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着衣陶俑。 陕西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新网西安3月31日电 (记者 阿琳娜)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结果正式揭晓,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成功入选。

  西汉“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以其“忠厚仁孝、躬修节俭、轻徭薄赋、去苛政、废酷刑”的个人修为和治国理念,被后世尊为明君。

南陵外藏坑出土金器。 陕西考古研究院供图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葬于霸陵。霸陵因“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而没有封土,其地望虽在白鹿原,但具体位置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模糊。元代以来,人们以白鹿原东侧的凤凰嘴为霸陵,立碑祭祀。

  在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下,汉文帝霸陵的名位及陵区的范围布局已基本清晰。2006年考古勘探发现的距离窦皇后陵800米的江村大墓,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2011年至2013年,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霸陵(凤凰嘴、江村大墓)及南陵陵区文物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尤其是对凤凰嘴的勘探,未发现任何陵墓遗存,为探讨江村大墓的墓主归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铜印。 陕西考古研究院供图

  2017年至今,江村大墓外藏坑、陪葬墓及南陵外藏坑的发掘及其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明确了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内涵及属性;勘探发现的将窦皇后陵及江村大墓围合在一起的外陵园,是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关键性证据。至此,从考古学角度来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完整的证据链条已全部呈现。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东距窦皇后陵800米。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区域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江村大墓的形制为“亞”字形,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5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

南陵小型外藏坑出土动物遗骸与陶器。 陕西考古研究院供图

  窦皇后陵现存“覆斗形”封土,墓葬呈“亞”字形,陵侧有10多座外藏坑,周围有夯土园墙和门址。

  在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夯墙遗址,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860米,墙宽约3.5米。该墙址就是围合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大陵园墙。在大陵园内外,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外藏坑、建筑(包括陶窑)遗址、陪葬墓等文物遗存。

  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外藏坑、陶窑遗址、陪葬墓等进行了发掘工作。江村大墓发掘了8座外藏坑,其长度在6.5—72米之间,宽3—6米,深6—9米。大多为带斜坡道的竖穴土圹形制,底部有木椁遗迹。出土着衣陶俑(个别戴刑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包括木车马)遗迹等。另外,还清理出“器府”“中司空印”等明器铜印。

  陶窑遗址发掘17座。陶窑由火门、火膛、窑室、烟囱构成,一般2—5座共用同一操作间。窑室内出土有汉代砖瓦和陶器等文物。

  在江村大墓西南约4公里的栗家村发掘了4座“甲”字形陪葬墓,出土乐舞俑、陶编钟、编磬、玉衣片、带有“襄城家”铭文的铜鋗等珍贵文物。

  此外,考古人员还对薄太后南陵也做了一些考古工作。南陵墓葬形制亦呈“亞”字形,其墓室向东偏离封土,周围有20座外藏坑和3处建筑遗址,外围也有“石围界”。南陵发掘了西侧的3座外藏坑,其形制结构与江村大墓外藏坑基本相似,出土了塑衣彩绘陶俑、原大木车遗迹,以及大量带有异域文化风格的金、银饰品等文物。

  南陵封土西北分布有380座小型外藏坑。考古人员发掘了其中的39座,均为竖穴土圹结构。椁具有砖栏、陶棺,内有动物骨架、陶罐、陶俑等。

  据了解,西汉王朝的十一位皇帝均葬于西汉长安城附近。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东南的杜陵原外,其余九座均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包括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文物修复工作照。 陕西考古研究院供图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的形制布局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阳陵、茂陵等陵园规制,是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